第10章未来
“所有在襄阳有家有室的立刻离开第四将。”张煌如是命令着，根据吕文焕跟蒙古人达成的请降协议，所有尚在城内的襄阳守军将被编为新附军参加对南宋其他城市攻掠，张煌等中下级军官因为身在将校花名册上因此逃无可逃，但普通的士兵则不然，为了不让他们沾上自己同胞的血，张煌如是命令着。“年未满十五的离开。”说着，张煌冲着李度交代着。“所有离开的，给他们一人五十斤粮食，应该可以撑到蒙古人彻底解围了。”
“大人，”被点名离开的这些兵丁们统统跪倒在地。“若是有将来，我等愿再在大人麾下作战。”言罢这些人纷纷给张煌叩首行礼。“大人，我等去了，还望自己多多保重！”
“好了，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看着一下子缩水一半以上的第四将，张煌惨然而笑，若不是一点兵都不留下的话会让点检的鞑子起疑，否则他真想把所有人都赶走了，不过即便是这样，现在的勇信中军第四将也就是一个队的规模，他这个正将直接降为了队将。“现在我们也成了汉奸走狗了。”
一句话，顿时令所有人都潸然泪下，很快默默地抽泣变成了不可抑制的嚎啕大哭，哭声随即从第四将的营地中传播了出去，很快变成了整个襄阳城的大合唱。张煌木然的矗立在营帐的门口，他不想分辨这哭声中有多少委屈、有多少不甘，还有多少是解脱，他只想冲着老天唾骂一句。
“贼老天，你究竟想干什么！”
吕文焕在张弘范的陪同下去面见忽必烈了，而对襄阳守军的编遣也随之展开。张煌也算幸运，因为曾经有过正将的差遣，因此尽管手上的部队还不足五十人，但还是被授予了一个上百户（注：元制，上百户统兵七十人）的头衔，分发到张弘范的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麾下，不但如此，还因为他的坚持赵彬被任命为该百户的副百户、李度则成了百户所的总把。不过，作为交换的是，他的旧部被拆得七零八落，跟在他身边的勇信中军第四将的老兵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几个，更有甚者百户之下的牌子头全部出自张弘范的旧部汉军。
“弟兄们，不管以前你是在哪个军，现在咱们都是一个勺子里烩饭吃。”看着这些麻木的脸，张煌真不知道自己再说些什么好，但他不都不说下去。“现而今是临安朝廷不要我们，不是我们这些为大宋守了整整六年，流了无数血、牺牲了无数同袍兄弟的兵丁背叛了朝廷。”张煌言辞激烈。“看看襄阳，再想想歌舞升平的临安，我们做错了什么，要被赵家朝廷置之脑后，我不甘心，我要打到临安去问问，为死在我身边的弟兄们问一问赵家朝廷。”下面的兵丁们的情绪也开始有了一丝的激动。“因此，我要你们帮我！”
“看来这个张百户还挺能说的。”张煌不知道，他的讲演被临时来查看的新附军整编情况的本千户所达鲁花赤木克佬和千户听到了。根据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元廷“始罢（汉人）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注：出自《元史世祖纪二》）”的有关旨意，张弘范部原本张家世军的格局已经被破坏，所以才会出现监军性质的达鲁花赤，不过由于张弘范也是忽必烈的幸臣，所以张家还是在这支军队中拥有不小的影响力，就是其中一例。“是不是南蛮子都是靠嘴皮子吃饭的。”
“达鲁花赤大人说的极是。”对张煌这个五百年前的本家也并不感冒。“分发之前倒是听说此人是个能征惯战的勇将，现在看来估摸也是嘴上的武勇罢了，又怎么能跟骁勇善战的国人（注：蒙古族人）勇士相比呢。”
“这倒也是。”的马屁，赤木佬毫不谦逊的予以接收了，这也正常，谁让蒙古人兵锋东至大海，西至多瑙河畔，打下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呢，虽然眼下这个帝国已经四分五裂了，然而能挡住蒙古人铁蹄的，除了埃及的马木留克骑兵以外也只有蒙古人而已了。“走吧，听这等蛮子白话，真是有失我等的身份。”
张煌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这番话会在两个主官耳里变了味，不过想想也是，蒙古人对汉人（注：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党项人的统称）有着极高的优越感，而汉人又对南人（注：南宋的汉人）多加鄙视，所以两者相加，能有这个结果也属正常之极。
“五郎。”训话之后，张煌示意下属的牌子头把队伍带开操训，自己刚刚回到营帐里，赵彬就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四周一打量，确认无人了以后，嘴贴到张煌的耳边轻声的说道。“刚刚得到的消息，吴钤辖带着妻儿逃回大宋了。”
张煌腾的站了起来，什么，吴信带着妻儿居然从蒙古人的眼皮子底下溜之大吉了。张煌愣愣的想了一会，颓然的坐倒在椅子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说着，张煌冲着不明所以的赵彬发问着。“七郎，你以为大宋还有希望嘛？”
“这？”
赵彬的脸色也顿时难看起来，是的，以大宋朝廷在襄阳一役的表现来看，大宋怕是已经彻底回天无术了，即便自己等人能脱离鞑子的监视，辗转逃回大宋，但这又能怎么样呢？面对元蒙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自己能一直逃下去吗？
“吴大人对故国忠心耿耿是没有错，可是大宋能再用吴大人吗？”张煌进一步指出了大宋以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通病。“不管怎么说，吴大人算是接受过伪职的，有了这么大的污点，临安顶了天给一个虚衔养起来，还想要兵权出阵断无可能，可惜吴大人一片拳拳报国之心就此虚抛，可悲可叹呢！”看着默然无语的赵彬，张煌拍了拍他的肩。“新朝鼎立，自有新朝鼎立的气象，我们不求有功，但求不过，唯保全头上首级尔。”
元蒙军在夺取襄樊之后，随即对已经极度疲劳的阿术、阿里海牙、张弘范、史天泽、刘整等探马赤军、侍卫亲军及新附军各部进行了休整，事实上如果这个时候宋军有胆量发动反击的话，未必不能复夺襄阳，以保全、重建鄂西北防线。然而宋军却因为多头指挥和朝局的混乱而根本没有考虑过反击的计划，从而丧失了这最后的一线生机。
尽管南宋方面自动放弃了反击的计划，但元世祖忽必烈并不打算见好就收，他一面把刘整的水军调到两淮战场以牵制宋军水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四川策动大规模的进攻牵制四川守军不得放心大胆回援鄂州，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忽必烈已经完成了对宋最后一战的布局，现在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正当忽必烈梦想着他大元王朝成为东亚大陆的当然主人的时候，东面大海上的小小岛国日本却给他造成了一点不小的麻烦。
早在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就曾经派出遣兵部侍郎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为此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不惜用了“奉日本国王”等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几乎可以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媲美的绝佳口号）的愿望即将得以实现。
然而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结果忽必烈五次遣使，五次遭到日本幕府的拒绝。
也就在襄阳城陷落的同一个月内，大元国信使、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经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予以拒绝，赵良弼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彻底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日本是当时南宋最大的贸易伙伴，倭刀、硫磺和倭国白银等军械、物资的流入增强了南宋的国力、军力，即便是为了掐断南宋王朝这一重要的外援之路，元朝也要发动对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襄樊攻坚战结束使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军已经或即将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就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
释放？元政府担心这些曾经参加过元蒙军征服的战士再度揭竿而起。编入自己的部队？元政府有发愁自己已经超支的财政支出。
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
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大元帝国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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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被点名离开的这些兵丁们统统跪倒在地。“若是有将来，我等愿再在大人麾下作战。”言罢这些人纷纷给张煌叩首行礼。“大人，我等去了，还望自己多多保重！”
“好了，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看着一下子缩水一半以上的第四将，张煌惨然而笑，若不是一点兵都不留下的话会让点检的鞑子起疑，否则他真想把所有人都赶走了，不过即便是这样，现在的勇信中军第四将也就是一个队的规模，他这个正将直接降为了队将。“现在我们也成了汉奸走狗了。”
一句话，顿时令所有人都潸然泪下，很快默默地抽泣变成了不可抑制的嚎啕大哭，哭声随即从第四将的营地中传播了出去，很快变成了整个襄阳城的大合唱。张煌木然的矗立在营帐的门口，他不想分辨这哭声中有多少委屈、有多少不甘，还有多少是解脱，他只想冲着老天唾骂一句。
“贼老天，你究竟想干什么！”
吕文焕在张弘范的陪同下去面见忽必烈了，而对襄阳守军的编遣也随之展开。张煌也算幸运，因为曾经有过正将的差遣，因此尽管手上的部队还不足五十人，但还是被授予了一个上百户（注：元制，上百户统兵七十人）的头衔，分发到张弘范的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麾下，不但如此，还因为他的坚持赵彬被任命为该百户的副百户、李度则成了百户所的总把。不过，作为交换的是，他的旧部被拆得七零八落，跟在他身边的勇信中军第四将的老兵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几个，更有甚者百户之下的牌子头全部出自张弘范的旧部汉军。
“弟兄们，不管以前你是在哪个军，现在咱们都是一个勺子里烩饭吃。”看着这些麻木的脸，张煌真不知道自己再说些什么好，但他不都不说下去。“现而今是临安朝廷不要我们，不是我们这些为大宋守了整整六年，流了无数血、牺牲了无数同袍兄弟的兵丁背叛了朝廷。”张煌言辞激烈。“看看襄阳，再想想歌舞升平的临安，我们做错了什么，要被赵家朝廷置之脑后，我不甘心，我要打到临安去问问，为死在我身边的弟兄们问一问赵家朝廷。”下面的兵丁们的情绪也开始有了一丝的激动。“因此，我要你们帮我！”
“看来这个张百户还挺能说的。”张煌不知道，他的讲演被临时来查看的新附军整编情况的本千户所达鲁花赤木克佬和千户听到了。根据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元廷“始罢（汉人）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注：出自《元史世祖纪二》）”的有关旨意，张弘范部原本张家世军的格局已经被破坏，所以才会出现监军性质的达鲁花赤，不过由于张弘范也是忽必烈的幸臣，所以张家还是在这支军队中拥有不小的影响力，就是其中一例。“是不是南蛮子都是靠嘴皮子吃饭的。”
“达鲁花赤大人说的极是。”对张煌这个五百年前的本家也并不感冒。“分发之前倒是听说此人是个能征惯战的勇将，现在看来估摸也是嘴上的武勇罢了，又怎么能跟骁勇善战的国人（注：蒙古族人）勇士相比呢。”
“这倒也是。”的马屁，赤木佬毫不谦逊的予以接收了，这也正常，谁让蒙古人兵锋东至大海，西至多瑙河畔，打下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呢，虽然眼下这个帝国已经四分五裂了，然而能挡住蒙古人铁蹄的，除了埃及的马木留克骑兵以外也只有蒙古人而已了。“走吧，听这等蛮子白话，真是有失我等的身份。”
张煌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这番话会在两个主官耳里变了味，不过想想也是，蒙古人对汉人（注：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党项人的统称）有着极高的优越感，而汉人又对南人（注：南宋的汉人）多加鄙视，所以两者相加，能有这个结果也属正常之极。
“五郎。”训话之后，张煌示意下属的牌子头把队伍带开操训，自己刚刚回到营帐里，赵彬就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四周一打量，确认无人了以后，嘴贴到张煌的耳边轻声的说道。“刚刚得到的消息，吴钤辖带着妻儿逃回大宋了。”
张煌腾的站了起来，什么，吴信带着妻儿居然从蒙古人的眼皮子底下溜之大吉了。张煌愣愣的想了一会，颓然的坐倒在椅子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说着，张煌冲着不明所以的赵彬发问着。“七郎，你以为大宋还有希望嘛？”
“这？”
赵彬的脸色也顿时难看起来，是的，以大宋朝廷在襄阳一役的表现来看，大宋怕是已经彻底回天无术了，即便自己等人能脱离鞑子的监视，辗转逃回大宋，但这又能怎么样呢？面对元蒙军咄咄逼人的攻势，自己能一直逃下去吗？
“吴大人对故国忠心耿耿是没有错，可是大宋能再用吴大人吗？”张煌进一步指出了大宋以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通病。“不管怎么说，吴大人算是接受过伪职的，有了这么大的污点，临安顶了天给一个虚衔养起来，还想要兵权出阵断无可能，可惜吴大人一片拳拳报国之心就此虚抛，可悲可叹呢！”看着默然无语的赵彬，张煌拍了拍他的肩。“新朝鼎立，自有新朝鼎立的气象，我们不求有功，但求不过，唯保全头上首级尔。”
元蒙军在夺取襄樊之后，随即对已经极度疲劳的阿术、阿里海牙、张弘范、史天泽、刘整等探马赤军、侍卫亲军及新附军各部进行了休整，事实上如果这个时候宋军有胆量发动反击的话，未必不能复夺襄阳，以保全、重建鄂西北防线。然而宋军却因为多头指挥和朝局的混乱而根本没有考虑过反击的计划，从而丧失了这最后的一线生机。
尽管南宋方面自动放弃了反击的计划，但元世祖忽必烈并不打算见好就收，他一面把刘整的水军调到两淮战场以牵制宋军水军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四川策动大规模的进攻牵制四川守军不得放心大胆回援鄂州，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忽必烈已经完成了对宋最后一战的布局，现在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正当忽必烈梦想着他大元王朝成为东亚大陆的当然主人的时候，东面大海上的小小岛国日本却给他造成了一点不小的麻烦。
早在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就曾经派出遣兵部侍郎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为此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不惜用了“奉日本国王”等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几乎可以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媲美的绝佳口号）的愿望即将得以实现。
然而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结果忽必烈五次遣使，五次遭到日本幕府的拒绝。
也就在襄阳城陷落的同一个月内，大元国信使、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经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予以拒绝，赵良弼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彻底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日本是当时南宋最大的贸易伙伴，倭刀、硫磺和倭国白银等军械、物资的流入增强了南宋的国力、军力，即便是为了掐断南宋王朝这一重要的外援之路，元朝也要发动对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襄樊攻坚战结束使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军已经或即将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就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
释放？元政府担心这些曾经参加过元蒙军征服的战士再度揭竿而起。编入自己的部队？元政府有发愁自己已经超支的财政支出。
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
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大元帝国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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